张绍杰：近十年语用能力研究的前沿趋势

近十年语用能力研究的前沿趋势

张绍杰 

浙江工商大学 

题

录

提要：

语用能力研究近十年来取得了新的进展。理论上的进展包括研究范围的扩大、认识的深化以及内涵的丰富。应用研究则聚焦学习者语用能力的发展，凸显语用教学对其作用，关注其与语言水平间的关系。语用能力研究还揭示了学习者语用能力的复合性、发展性和建构性等特征。在语用能力的理论和应用研究中，我国学者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英语作为通用语的交互文化语用能力研究和语用教学与学习者语用能力发展研究等方面皆取得了显著成果。

关键词：

语用能力；理论研究；应用研究；语用能力特征; 

文献来源：

张绍杰.近十年语用能力研究的前沿趋势[J/OL].现代外语:1-13[2023-06-23].

01

引言

语用能力(pragmatic competence)指关于语言得体使用的条件和方式的知识。该概念最早由Chomsky(1980)提出，目的是为了区别于语法能力(grammatical competence)(关于形式和意义的知识)。这对概念是对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的进一步反思和补释(Smith 2008:35)。此后，语用能力概念被引入语言教学领域并对其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说语言理论是关于语言能力的研究，那么语用学则是关于语用能力的研究。语用学的发展方向虽有不同，但无论是从语言语用学到元语用学，从社会语用学到变异语用学，从跨文化语用学到交互文化语用学，还是从语用学走向与认知学科的交叉融合等，理论上都是在描写和解释人类交际过程中的语言使用，都是从不同视角揭示人类普遍具有的语用能力。相关研究可分为母语语用能力研究和二语语用能力研究。本文从语用能力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方面，评述十年来母、二语语用能力研究的状况及其发展趋势，并据此阐述语言学习者的语用能力特征。

02

语用能力理论研究

近十年来，语用学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元语用学、变异语用学以及历史语用学相继兴起，深化了我们对语用能力的认识，另一方面，随着语用学新兴研究领域的产生，语用能力的内涵日益丰富。

2.1语用能力认识的不断深化

元语用学(metapragmatics)研究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80至90年代主要关注元话语的定义、性质和特征，新世纪后，随着对元话语研究的深入(Schneider 2019)，元语用学逐渐发展成为语用学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主要以元话语、元语用层面、元语用意识等概念为核心要素展开研究(冉志晗、冉永平2015;陈新仁2020;姜辉2021)。虽然学界对其界定存在着某些差异，但其总体是以元话语、元语用表达形式(metapragmatic expressions)或元语用资源为对象的语用学研究。Verschueren(1999:187-188)提出，语言的使用是有意识地对语言选择的过程，对语言发话者和解释者的心智起连接作用的是他们共有的“知识”，这种知识体现于语言使用者作出选择过程中的自反意识。因此，元语用学也是对元层面体现自反意识的指示标记语进行系统的研究。Culpeper&Haugh (2014:237-240)将元语用学界定为“关于语言使用的语言使用”。具体“涉及日常使用者或观察者的语言使用，反映出他们有关使用语言与他人以各种方式互动和交际的意识”。同时，他们将元语用意识分为“元认知意识”、“元表征意识”和“元交际意识”。从元语用学的定义可以看出，语用能力包括元语用层面的元语用能力，体现为语言使用者通过使用能体现自反意识的元话语表达形式或表达方式进行交际互动的能力，也体现为语言使用者对自身和他人的交际行为得体性的判断，并使用语言手段进行自我管理和维系人际关系的能力(参见Hyland 2017)。

变异语用学(variational pragmatics)产生于本世纪初，近年来引起广泛关注，已成为语用学研究的又一个新兴领域。变异语用学的产生是方言学和语用学跨学科交叉融合的结果，因而是“语用学与社会语言学的一个界面研究领域”(Schneider 2010:239)。综观文献研究，变异语用学作为一个新兴领域主要研究地域、性别、年龄、民族身份以及社会经济阶层等宏观社会因素差异引起的同一种语言在使用上的变化(任育新2022:15)。变异语用学研究可以在五个层面考察同一语言内的语用变异，包括语言形式、言语行为、互动、话题、话语组织(任育新2022:17)。近期，Schneider (2021)提出变异元语用学概念，强调应考察元语用意识和元语用词语(如道歉、不礼貌、调侃)在同一语言变体中的差异。由于变异语用学研究内容丰富，现已引起广泛的学术兴趣，近年来也开始引起我国学者关注(任伟2018等)。从变异语用学的定义和研究内容看，变异语用能力是使用同一种语言跨地域、跨语域交际的能力，特别是使用不同的语言体裁进行表达的能力。

历史语用学(historical pragmatics)研究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经过90年代的开拓，以2000年《历史语用学期刊》(Journal of Historical Pragmatics)创刊为标志，新世纪后成为一门新兴的研究领域。Jucker(1995)将历史语用学划分为历时宏观语用学(diachronicmaro-pragmatics)和历时微观语用学(diachronic micropragmatics)，前者研究文本产生的物理和社会环境因素，后者研究语言内部变化的因素。历史语用学又具体分为语用语文学(pragmaphilology)、历时语用学(diachronic pragmatics)和社交语文学(sociophilology)(王雪玉、陈新仁2013:309)。近期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研究也取得了新的成果(钟茜韵、陈新仁2014;李丹弟、杨洋2021等)。根据Traugott(2004:538)的解释，“历史语用学是基于使用研究语言变化的路径”。历史语用学研究证明了格赖斯所提出的“会话含义逐渐被规约化”的语义变化，尤其证实了会话准则在语义变化中的作用，为语义变化提供了历史条件和动因。近期，她从认知的视角考察历史语用学，认为应当研究导致语义和词汇句法变化的语言语境特征，并基于跨语言研究的证据，提出语用过程(pragmatic processes)具有普遍性和不变性，强调语用推论在语义变化中的作用(Traugott 2019:29)。

历史语用学不仅提供了理解语言使用的新视角，而且有助于认识语用意义经过固化到规约化，再到新词义产生的演变过程(张延飞 2023)。历史语用学研究不但为语义变化提供条件和动因，还可加深对语义演化普遍规律的认识。根据历史语用学研究，语用能力至少进一步被证明是顺应语境的推论能力，包括对规约化含义的默认识解或推论。需要指出的是，将历史语用学的研究方法应用于汉语言文字研究，探究汉字承载的文化信息，揭示其语义的变化规律，不妨为一条创新的路径。

2.2语用能力内涵的日益丰富

语用学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不但深化了对语用能力的认识，而且丰富了语用能力的内涵。近些年来的语用能力研究，使我们对语用能力总属概念下的从属语用能力类别又有新的发现和认识，这极大丰富了语用能力的内涵。

人际语用能力。2017年，冉永平主持召开了人际语用学专题研讨会，并主持相关研究专栏，提出语用能力是“交际者在语境互动中恰当地使用语言形式、语言策略或实施言语行为，表达交际意图等的多方面交际能力”，而人际语用能力涵盖其中，主要指建构与管理人际关系、群际关系等的能力，是一种“社会实践能力”(冉永平2017)。在他的倡导下，人际语用研究引起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取得显著成果。人际语用能力属于人际交往中人际关系和人际关系管理的范畴，在汉语言文化背景下，此种语用能力的表现方式与英语文化存在显著差异，值得深入探究。

社会语用能力。陈新仁(2014)从社会建构论的理论视角提出了四种语用能力：与交际对方进行交际目标磋商的能力、与交际对方进行意义磋商的能力、与交际对方进行礼貌共建的能力以及与交际对方共同构建身份关系的能力。这四种能力涉及社会交往中的人际沟通、礼貌表达和身份建构，实际上是对社交语用能力的具体化，可称为社会语用能力。其中身份建构体现的语用能力引起关注。例如，Chen(2020)以学术写作中自我指称为例，分析了身份建构与语用能力的关系，指出文化价值影响学术写作语用能力的发展。

认知语用能力。卢加伟(2015:30)依据体验认知观阐述了语用能力的内涵，认为“语用能力指交际者在言语交际中，能够依据一定认知方式，将现实语境与储存在大脑中的认知语境相匹配，从而产出适切的话语并生成相应语用意义的一系列行为”。其后，张绍杰 (2020:617)在探讨语言界面观与外语教学理念创新时，考察和分析了语言界面观和外语教学语用能力观，认为语言认知能力和语用能力具有不可分割性，语用能力中包含认知要素，进而提出了认知语用能力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交际中有效处理信息并识解交际意向的推理能力”。相关研究也证实了认知语用因素在语言产出中的作用(Monica etal.2020)。

语用能力的理论研究，不仅为语用能力的应用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促进了语言学习者语用能力的研究及语用教学的发展。

03

语用能力的应用研究

语用能力的应用研究既涉及语言学习者的语用能力研究，也涉及语用能力理论研究在语言教学中的应用。近十年来的相关文献显示，语用能力的应用研究呈现以下发展趋势。

3.1聚焦语言学习者语用能力的发展

早在2001年，Rose&Kasper合作主编出版了《语言教学中的语用学》，提出了什么是语言学习者的语用能力、语用能力与语言水平、语用能力与语用迁移等重要理论问题，对语言教学产生了广泛影响。从此，语用教学与语用能力发展成为研究的主题。近十年来，围绕学习者语用能力发展的理论研究亦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第一，重新界定和阐释了语言学习者的语用能力。Ifantidou在这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根据她的研究，语言学习者的语用能力表现为加工完整特定体裁的语篇过程中获取一系列无限度的含义的能力。语言学习者的语用能力表现为两种类型，即语用意识(pragmatic awareness)和元语用意识(metapragmatic awareness)。前者指正确识别以隐含结论形式体现的语用推论效果的能力，如识别作者表达的反讽、幽默、嘲笑、蔑视、敬重、偏好、负罪、敌意的态度。后者指反思和阐释语言索引成分和获取语用效果之间相互联系的能力(Ifantidou 2011:327)。同时，其研究展现了不同类型的语用能力在不同阶段发展的轨迹。随后，Ifantidou进一步考察并验证了语用能力是识别一系列无限语用推论的含义，而不是识别一套固定的常规或相互分离的含义的能力，进而提出了语用能力发展可能展现的一系列语用能力(pragmatic abilities)的图式(2013:102)。例如，元语用能力发展显示出从言语行为的识别、含义的选择、含义的索取，再到元语用意识发展的过程。其中不同的语用能力相互关联和叠加，一种语用能力与另一种语用能力没有明确的界线，也不存在某种语用能力发展的精确结点。

第二，语用能力测试和测量越发受到关注，语用能力评估工具研发取得进展。语用能力如何评价或测量，这是语言教学领域，尤其是语言测试研究，长期予以关注但却难以突破的问题，近期研究取得了两方面的进展。一方面，语用能力测试转向语言学习者的交际互动能力。传统上，语用能力测试主要是评估学习者产生和识别适切言语行为的能力，以及理解会话含义和常规程式语等语用方面的能力，而且主要基于书面语语篇补全测试，而新近语用能力测试研究主要采用角色扮演等口语测试方法，转向评估学习者的交际互动能力(Roever&Ikeda 2020)。也有研究表明，通过非母语者和母语者使用的相同语言材料的对比，采用功能分析和词汇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更能测量出语言学习者的语用能力(Sell etal.2019)。另一方面，语用能力评估工具的研发，对外语学习者语用能力的测量和评价提供了参考依据。国外学者Ifantidou (2012)率先研制了书面语篇语用能力的评估工具,国内学者刘建达牵头研制的《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2018)中也包含了语用能力量表，这为评估或测量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语用能力提供了可操作的参考框架(刘建达、韩宝成2018)。同时，国内学者以请求和道歉言语行为为例开展了汉语母语者与非汉语母语学习者的元语用评估工作(刘建达、汪晓琪2022)，还通过对学术写作中语法的多维度考察评估高水平学习者的语用表现(Su&Lu 2022)，国外学者也开展了有关语用能力测量的研究(Shively2021等)。然而，有必要指出，尽管语用能力测量研究成为普遍的关注，但至今尚未发现可普遍应用的测量工具。

3.2凸显语用能力发展与语用教学的有效性

探究随着语用能力的可教性得到证实，人们开始关注促进语用能力发展的有效教学方法。现有两种语用教学的方法被应用于教学实践：显性教学(explicit instruction)和隐性教学(implicit instruction)。这两种教学方法基于显性学习和隐性学习的概念，前者是基于对学得的显性知识的理解，而隐性学习是引导学习者发现隐性知识，即不进行控制干预的无意识的加工过程。因此，显性教学指提供显性语用知识的干预性教学，而隐性教学则指引导发现隐性语用知识的非干预性教学。近期研究凸显了显性与隐性教学对语用能力发展的有效性探索。这些研究以不同国家语言文化为背景，开展语用教学如何影响语言学习者的语用能力发展。以希腊雅典大学英语学习者为被试的研究，证实了显性干预对语用能力发展具有短期和长期的效应(Ifantidou 2013)。针对日语外语学习者开展的以提高语用意识活动促进语用能力发展为目的的研究显示，通过提高语用意识活动，日语外语学习者可意识到一语和二语的关键差异，有效提高了他们的二语语用能力(Narita 2012)。针对越南外语学习者的语用能力发展开展的基于形式中心的显性和隐性教学实验，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显性教学的相对有效性(Nguyen etal. 2012)。以伊朗英语学习者的请求言语行为为例开展的一项实验研究显示，显性教学是促进外语学习者语用能力发展的有效工具(Rajabia etal. 2015)。针对汉语二语学习者的请求言语行为开展的演绎法教学和归纳法教学对语用能力发展的比较研究发现，归纳教学法比演绎教学法对语用能力发展更有显著的影响(Qi&Lai 2017)。综上，学界针对显性和隐性教学对语言学习者语用能力发展的有效性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在显性和隐性教学的对比中，更多的研究表明显性教学更加有效。目前研究表明，语用教学正朝着显性和隐性融合教学的方向发展，从不同角度和维度探讨多元有效的教学方法。

3.3关注语用能力发展与语言水平的关系

语言水平是影响语用能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早期相关研究关注语用迁移与语言水平的关系，而近期相关研究转向了语用能力发展与语言水平的关系。通过语言水平和言语行为产出的关联性，探究语言学者语用能力的发展是常用的研究方法。一项有关显性教学对语用能力发展的研究，进一步证实语言水平对二语学习者整体言语行为产出的适切性产生影响(Rajabia etal. 2015)。另一项有关国外二语汉语学习者的语言水平和语用产出的研究显示，学习者的语言水平和语用产出从前测和后测看都得到改善，但语用改善与语言水平改善不存在关联，其发现可能从国外学习期间学习者的语言水平和语用产出的发展水平不同而得到解释(Li&Ke 2021)。同样有关汉语二语学习者的语言水平与互动语用能力发展的研究，涉及汉语二语学习者会话中接受邀请和提供两种行为时话语的序列性如何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而发生变化。量化结果显示，学习者产出过程中，语言水平对接受性话语的序列性位置，特别是对使用明示拒绝延迟接受性话语产生影响；低水平学习者的产出，通过语篇层面的质化分析显示，接受性话语使用有限的互动资源和体裁模式，而高水平学习者的产出表现为接受性话语在具体语境中的有序组织安排，并带有广泛变化的互动手段(Su 2021)。最近关于汉语二语学习者使用语用标记的研究，也再次证实语言水平对学习者的语用标记语的使用产生影响(Ren 2022)。上述研究表明，语言学习者的语言水平影响语用能力的发展是毋庸置疑的，但多大程度上影响哪些方面的语用能力发展，仍缺少相关研究，而且低水平学习者的语用能力如何得到发展尚未有人问津。另一方面，最能体现语用能力发展的是含义的表达、识别、索取和推论，但应达到何种程度的语言水平才能具备这样的能力，也尚未有相关的研究报告。其根本原因在于至今仍缺乏普遍适用的测量或评估语用能力发展的工具。

04

语言学习者的语用能力特征

上述语用能力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成果，特别是语言学习者的语用能力发展研究，以及促进语用能力发展的语用教学及其与语言水平的关系研究，为我们考察语言学习者的语用能力特征提供了新的认识。

4.1语用能力的复合性

语用能力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有其丰富的内涵。然而，从语用能力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来看，母语说话人的语用能力和语言学习者的语用能力有着本质的区别。早期的语用能力研究源于Hymes(1972)针对Chomsky的语言能力提出的交际能力概念，既指默认的知识(tacit knowledge)，也指使用的能力(ability for use)。然而无论是作为交际能力一部分的“使用能力”，还是相对于语法能力的“语用能力”，都是指母语说话人的语用能力。在语用学领域，Leech(1983)首先区分了语用语言学(pragmalinguistics)和社交语用学(sociopragmtics)，预示着母语说话人的语用能力可划分为语用语言能力和社交语用能力。此后的语用学研究不断丰富了母语说话人语用能力的内涵(见2.2)。但母语说话人的语用能力是内化了的，而语言学习者的语用能力是学得的。因此，早期的应用语言学家虽然都致力于探索语言学习者的语用能力，但局限于在交际能力理论框架下阐释语用能力及其对第二语言教学的启示。语用学理论研究自80年代后开始对语言教学产生影响，根据Leech (1983)的理论划分，通过对二语学习者跨文化语用失误的考察，Thomas(1983)区分了语用语言失误(pragmalinguistic failure)和社交语用失误(sociopragmatic failure)，从此，语言学习者的语用能力被看作包含语用语言能力(pragmalinguistic competence)和社交语用能力(sociopragmatic competence)，这种区分被普遍认同并影响至今。然而，这样的区分仍不能完全揭示语言学习者的语用能力特征，因为语言学习者的语用能力不仅体现在话语产生而且体现在话语理解等方面的能力。近十年来的相关研究(见3.1)取得突破性进展，研究发现，语言学习者的语用能力包含由语用意识和元语用意识表征的一系列无限度的含义推论能力，具体表现为由不同语言使用的能力成分构成(Ifantidou 2011,2013)。特别是考虑英语作为通用语的多元文化语境下，语言使用体现出“语境适应性、互动协同、语用策略、非标准化语用的容忍性等，以及交际的互动管理、信息共建等”语用特征(冉永平2013)，以及交际呈现动态性、变异性、复合性等语用特征(冉志晗、冉永平2015)，都决定了语言学习者语用能力的复合性特征。

4.2语用能力的发展性

外语学习者语用能力的复合性，预测了其语用能力的发展性，从普遍的意义上，不具备语用语言知识很难掌握社交语用知识。从语言水平和语用迁移的关系看，一方面，语言水平与语用迁移存在正相关关系，即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语用迁移的程度也随之增强，另一方面，语言水平与语用迁移呈负相关关系，即高水平学习者比低水平学习者发生语用迁移的可能性较小(Kasper 1992)。另有研究表明，语义程式使用的频率和内容(复杂度)在高低水平学习者间体现出差异性(Chang 2009)，对语境的熟悉度比语言水平更影响语用迁移(Takahashi 1996)。虽然语用迁移与语用能力的关系尚无定论，但语言水平影响语用迁移已被证实。

从近期语言水平与语用能力发展的关系看，高水平学习者的语用产出比低水平学习者的表现更佳(Rajabia etal. 2015;Su 2021)。虽然两者的关系有待深入探究，但语言水平影响语用能力发展毋庸置疑。从语用能力发展的变化及语用能力评估的三个层面来看，语用能力更体现其发展性。语用能力体现为由不同的能力要素所构成，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元语用意识，从言语行为能力的认知，到含义的选择，再到含义的索取，直到语用意识的发展(Ifantidou 2013)，都体现出发展性。语用能力的评估涉及三个递进层面，首先解释交际者的意图，其次发现引

导解释意图的语言手段，最后明示表达语言手段与交际意图的联系(Ifantidou 2012)，也体现出语用能力发展的线路。

从现有研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语言水平与语用能力发展存在关联，提高学习者的语言水平是发展语用能力的必要手段。那种认为发展学习者语用能力不必再教语言知识的认识有失偏颇，是缺乏对语用能力本质的认知所致。

4.3语用能力的建构性

语用能力是在不同语境下使用语言体现出来的能力，而语境具有动态性、多样性，甚至不可预测性，从文化语境、社会语境、跨文化语境，再到具体的语言情景语境，体现出语境的变化。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是言语行为发生的真实语境，同时涉及物理世界、社会世界和心智世界的关系，语言交际就是顺应语境的需要而做出意义的选择(Verschueren 1999)。对于母语说话人来说，根据语境的变化性，通过与交际参与者的协商过程，选择适当的语言表达方式，最后达到顺应交际目的的需要，这是一种无意识地或自然地建构意义的过程。而对于语言学习者来说，必须依赖学得的语言语用知识和社交语用知识等语言资源，顺应语境作出恰当的语用选择，以满足交际目的的需要，这一过程体现为特定语境下语法与语用的互动过程(张绍杰 2017)。语言学习者顺应语境的需要，成功地达到交际目的的过程，是一种有意识地建构意义的过程。因此，语言学习者的语用能力体现为在动态的情景语境中运用语言和非语言资源建构话语意义的能力。

对交互文化语境下英语作为通用语的研究为语用能力的建构性提供了依据。英语作为通用语的语境下，“交际成功的关键不在于遵循本族语的语言语用及社交语用规约，而在于交际者之间如何依照特定的多元文化语境，顺应性地进行适切的策略选择，也就是说，语用能力具有临场性和建构性”(冉永平、杨青 2016)。概括起来讲，交互文化语境下，语言学习者的语用能力体现为利用各种语言语用和社交语用等资源建构意义的能力。

综上，语言学习者语用能力的复合性、发展性、建构性特征，揭示了语言学习者的语用能力表现为使用元语用资源根据语言情境得体、有效地构建交际意义的能力。如果我们对于语言学习者语用能力作出整体性、包容性、统领性的理解，那将有利于在语言教学实践中培养语用能力。

05

结语

语用能力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两大领域。前者旨在探索语用能力的性质及本质特征，对应用研究有重要启示，后者不仅仅对语言教学有指导作用，而且对语言实践、语言服务也有指导价值。本文对近十年来语用能力的理论和应用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展现了其发展的趋势，并据此对不同于母语语用能力的二语语用能力的特征进行了阐释。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学者在语用能力的理论和应用研究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虽然作者力图全面反映相关研究的全貌，但某些文献的缺失在所难免。语用学正朝着与认知语言学交叉融合的方向发展，对语用能力的认识仍会不断加深和丰富，语言学习者的语用能力及其发展研究仍将是未来研究的重要课题，其所涉及的语言水平、语用迁移、跨文化差异、元语用意识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仍有待深入探究。

编者按

参考文献略，欢迎查阅《现代外语 》2023年第4期纸质原文。

本文编辑：同济大学 孙雨

郑重声明：本公众号推送的文章不能代表本公众号立场。本公众号推送的学术会议、博士招生不负责对接解释。有任何疑问请按照推送内容的官方联系方式对接！如果学术会议、博士招生有任何官方调整，责任不在我方。我们优先推广免费的学术会议、讲座、研修等项目。

语言治理

欢迎关注

Language Governance Alliance

球分享

球点赞

球在看